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，有一群特殊的战士——他们曾是手持武器的侵略者，却在八路军的感召下觉醒，转身成为反战勇士。这其中有一位名叫小林宽澄的日本兵，他出身佛教世家，却被送上了侵略中国的战场。他被八路军俘虏，自愿弃暗投明，成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先锋。战后，小林宽澄回到日本，将余生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，用一生坚守着对“和平”的信仰，直至2019年去世（享年99岁）。他的子女受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。值此之际，长期采访、研究中国抗战史的殷占堂先生向《人民中国》寄稿，为我们讲述日本老八路小林宽澄的故事。
小林宽澄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
战友情深
另一名日本老八路宫川英男是小林宽澄从事反战同盟工作时的战友。1945年6月，宫川英男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发现派重兵包围，不幸牺牲。前文提到的淄博市城建局档案馆长孙雁鸣的父亲，曾带领队员冒雨将宫川英男的遗体从日军手中抢回来，召开追悼会并郑重埋葬、立碑纪念；后来，宫川的墓碑和遗骨被移至济南烈士陵园。
作为战友，小林宽澄只要到中国访问或参加活动，必抽时间去济南烈士陵园为宫川英男扫墓。在笔者带他“淄博寻中国恩人之旅”时，我们冒雨特地去为宫川扫墓，小林还带来日本富士山附近的几块石头摆在英男墓前。更令人感动的是，小林在日本四处写信寻找宫川的家人，想告知他们宫川英男牺牲的真实情况。由于日本老八路在中国多用假名，寻找难度极大，但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调查寻访，终于找到宫川的姐姐。小林在东京宴请了其姐及其他亲戚，讲述了英男的事迹，并以“日本八路军新四军会”会长的身份自掏腰包给了她们一些慰问金。
小林先生每次来北京，都让笔者带他去八宝山革命公墓，为他的老领导萧华、舒同、罗荣桓等扫墓献花。刘国霖将军抗战期间任129师敌工科科长，与日本老八路前田光繁、保谷政治交情很深，也曾多次访问日本，他作为“八路军新四军会”会长，与小林先生十分熟悉。因此，小林每次到北京，笔者都会带他去住在鸟巢附近的刘将军家拜访，两位老人总会紧紧拥抱，愉快交谈。2008年深秋，笔者带小林先生去四川大邑县参观樊建川博物馆群落，之后特地赶到成都看望抗战时期在山东的老战友郄晋武（离休前为西藏军区政委）——这真是一生一世忘不了的战友深情。 
小林宽澄在萧华墓前
老当益壮
回到日本后，小林宽澄虽长期被日本公安警察秘密监视，却始终坚持日中友好工作。担任“日本八路军新四军会”（以下简称“八·四会”）第三任会长期间，他虽年迈体弱，仍刻苦学会用电脑写通知、撰写发言稿，诚心实意投身于呼唤和平、反对战争、促进日中友好的神圣事业。每年八一建军节、新年之际，他都会召集会员开座谈会，总结过去的经验、成绩与不足，制定今后的活动安排。笔者被聘为“友好会员”，每次都积极参加并为大家录像拍照。
2005年9月3日，小林会长带领部分会员应邀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庆祝大会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胡锦涛主席接见。他认真抄录了胡主席的讲话，回到日本后打印出来发给全体会员。胡主席说：“不少当年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真诚忏悔战争罪行，以实际行动推进中日友好，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，他们的良知和勇气应该得到高度赞扬。”
小林会长恳切地说：“胡主席和中国人民对我们评价太高了，我做得还远远不够。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向中国人民报恩——是中国军队和人民让我们获得新生，从侵略者变成反战人士，我们必须拼着老命为日中友好多做贡献！”
小林宽澄用文字写下对和平的呼唤
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，第二天小林会长就发出紧急募捐信。“八·四会”的会员们虽靠养老金生活，却纷纷捐款。地震后第四天，小林会长换乘几次电车赶到中国驻日大使馆，亲手交上捐款。
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，小林会长曾写信批评。2012年3月初，中国南京市代表团访日到名古屋市时，河村市长在欢迎会上竟称“南京大屠杀是子虚乌有”，中国代表团当即退场。小林会长看到电视新闻后十分生气，立即给河村市长写了题为《猛省劝告书》的信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日军在中国实行“三光”作战的事实，要求这位信口雌黄的市长承认错误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。
临终前，小林宽澄写下的纸条上有“中国、内蒙古、北京”等字样。笔者虽然十几年间采访过他、为他拍纪录片、带他多次访华，算得上是他的知心朋友，但几次问他当年在北京的具体经历，他都笑笑说“不能说，保密”。如今，很多历史档案都已解密，而这位可爱的老爷子却还在坚持保密呢。 几次陪他到国内参加活动，为节省经费，都食宿在笔者家。他洗脸时总开细细的水流，笔者问起，他说“节约，节约”。出外会友、参观军博、天安门广场等，晚上回到家，笔者夫人会给他用热水泡脚、剪脚指甲，他十分感动，说“比自家女儿还孝顺”。
晚年的小林宽澄双耳失聪，笔者（右）通过笔谈进行采访
人生苦短，岁月如流。日本老八路已经相继离世。但愿他们的精神永传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谨向他们郑重地敬一个军礼！